■白雁

8月12日，在廣州舉辦的2018年南國書香節(jié)暨羊城書展上，余華將和那些喜歡他的讀者、不喜歡他的讀者，一起坐下來談談文學里面的人究竟是什么。在有一些場合，他也很愿意和認真批評過他的評論家一起坐下來，一位站在這個山頭、一位站在那個山頭，或者一位站在這個河邊、一位站在那個河邊，來聊一聊。

記者：在從事寫作之初，對您影響最大的外國作家是誰？

余華：川端康成，卡夫卡，威廉·福克納。

記者：您如何克服寫作中遇到的障礙？

余華：我曾經談到我寫作中遇到的障礙物，第一個是如何坐下來寫。我寫的第一篇小說是短篇，我都不知道分行怎么分，標點符號怎么點。剛開始很艱難，我坐在書桌前，逼著自己寫下來，必須往下寫。第二個障礙是在我作品發(fā)表之后，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寫好對話。那時候，我還不能像現在這樣駕馭對話，采取的辦法就是，讓應該是對話部分的，用敘述的方式去完成。后來，在寫長篇小說時，這個問題自然而然就解決了。第三個障礙，是心理描寫。這是我在上世紀80年代寫作時遇到的最大障礙，我在《我只知道人是什么》這本書里，講了我克服的方法。

記者：請您談談魯迅。

余華：我三十歲以前，很不喜歡魯迅的作品。1996年，一個機會讓我重讀了魯迅的作品，這些是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。第一篇是《狂人日記》，小說開篇寫到那個狂人感覺整個世界失常時，用了這樣一句話：“要不，趙家的狗為何看了我一眼。”我嚇了一跳，魯迅很厲害，他只用一句話就讓一個人物精神失常了。之后一個多月里，我沉浸在魯迅清晰和敏捷的敘述里。我后來在一篇文章里這樣寫道：“他的敘述在抵達現實時是如此的迅猛，就像子彈穿越了身體，而不是留在了身體里。”

記者：有人認為您的小說離生活太近了，您怎么看？

余華：我曾經有過一個比喻，如果把我們的現實當成一個法庭，文學不是原告不是被告，不是法官不是檢察官，不是律師也不是陪審員，而是那個最不起眼的書記員。很多年過后，人們想要知道法庭上發(fā)生了什么時，書記員就變得重要了。所以文學的價值不是在此刻，而是在此后。一個文學文本的后面存在社會文本和歷史文本，社會文本就是這個意思。

記者：您接下來的創(chuàng)作計劃是什么？還會有類似《第七天》這樣題材的小說嗎？

余華：把社會事件集中起來寫，需要一個角度，在《第七天》里，這個角度就是“死無葬身之地”。《第七天》寫完之后，我覺得，可以了，不要再寫這樣的東西了，要換換口味。創(chuàng)作計劃現在還不好說。